孙教授在文章中，提醒我们注意进步与发展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说来，这两个概念是可以用作同义词的。但严格起来，我们发现进步一词的外延小，通常只涉及质的方面。但发展一词的外延大，有可能不是指质而专指量。今天中国思想界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无论左中右还是极左极右，都在发掘外延大的、模棱两可的、令人捉摸不定的概念。于是诸如进步这样的严谨概念日益淡出舆论，而发展之类的可以有多重解释的概念，便成了大家都青睐的口头禅。各门各派在文章中往往充斥着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写成的文章云遮雾罩，左翼的文章像是右翼写的，而极左和极右的文章又往往给人不谋而合的感觉。在我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好像分出谁左谁右谁五毛谁一块反倒没有实际意义了。这种语言现象由来已久。例如革命这个词，谁都喊着要革命，各色人等的头脑中革命的概念却大相径庭，于是文革这一在革命口号下干坏事的时期出现了。如今，人们不再热衷于喊革命了，但改革这个大红大紫的词在不同人的头脑中内涵也不一样，甚至正相反也未必不可能：不同的人在说要“深化改革”的时候，你能保证大家指的都是往一个目标去“深”？基于此，我对严谨地运用概念的文章，尤为尊重。

孙教授文章的标题是：“历史将会如何评价我们这代人？”这确实是应当提出的问题，

中国人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捩点上。为了弄清我们今天的历史地位，我们不妨看一下中国人在上一个历史转捩点的表现：在人类由农耕文明进步到工业文明的转折时代我们是怎样由一个先进的农耕文明国家在现代化的转捩点上麻木不仁而一再延误时机、以至一度成为走向工业文明的落后国家的。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没有现代性（modernality）的兴起，如果在全世界一直是农耕文明的一统天下，中国很可能一直保有世界**的位置。当清末西方的军舰大炮对准国门的时候，当满清贵族惊呼“大清国的克星到了”的时候，人们才想到事情是从狂妄自大的乾隆皇帝就坏了事情的。等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了门口，时间已经浪费了一个世纪了。于是我想，当年乾隆在拒绝现代性于国门之外，拒绝马嘎尔尼的通商开发的要求的时候，和珅或纪晓岚是否在皇帝耳边说：“历史将会如何评价我们这代人？”不大可能。从马嘎尔尼的回忆文字中我们知道和珅和纪晓岚与皇帝的意见并不一致，但这二位善于迎合上意的溜须大臣毕竟没有那么高水平的远见卓识。于是当时的中国只能按照历史给它设计好的走向挨打之路往前挪动。

然而现在，当我们处在另外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上的时候，即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在走向共产主义的时候，情况有所不同：中国人已经不再麻木了。

一百年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列宁主义。可是一百年后的中国人发现，共产主义却离我们越来越远。2016年三月17日《光明日报》的头版文章上居然告诫中国人对共产主义“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做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如果是在长征路上对红军战士讲这个话，这篇大文的作者马上就得被拉出去枪毙。可是今天他写的这些胡言乱语却豁然登在了共产党的报纸上。

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号召世界劳动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是为着“遥远的未来”奋斗。《共产党宣言》是在共产主义到来的前夜发表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们高唱的《国际歌》，宣布“这是最后的斗争！”当中国人听着正能量宣传讲的是共产主义是“遥远的未来”的时候，其他许多国家里共产主义却如期而至日渐发达起来。

在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社会实践，是绝大多数国家在私有制和普世价值的道路上实践并巩固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主流。这一伟大实践，就在我们眼光的注视之下发生着，不仅发生在欧美澳各国，也发生在诸如不丹这样的我们坦郅窒不大注意的邻邦小国那里，也发生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这些地区。哪里社会财富分配中按需分配的比例大，哪里就是先进的进步的；哪里的政治就是进步的政治。因为那里的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限度的维护。

当主流媒体宣传只有等到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了的时候才能谈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绝大多数按需分配发达的国家，是在社会财富极不丰富的二战结束后那段困难时期开始了医疗、教育和养老的按需分配。那时候，那些国家比今天的中国要穷得多。中国的社会财富现在可以说比当年的欧美澳不知要强多少倍，但如今在中国却出现了一个贫富悬殊的畸形社会，按需分配的主要领域，诸如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成了压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还生长出了一个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这个历史的转捩点上我们当然要问一句：历史将会如何评价我们这代人？